徽商位列中国明清商帮之首，鼎盛时期全国总资产的4/7都是徽占有的，辛勤力耕，为自己赢得了“徽骆驼”的美称。徽人经商，源远流长，徽商活动遍及海内，东抵淮南，西达滇、黔、关、陇，北至幽燕、辽东，南到闽、粤。此外，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、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。

       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，种地无以生存。如果不经商，当地人的生存都成问题。这也就决定了徽州人必须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，必须走向山外的广阔空间。徽州虽地处深山环抱中，但离江浙东南发达地区较近，这也促进了徽商的崛起。徽商的商业活动，也反过来使徽州摆脱了贫困的处境。

       大量农业人口的向外转移，减轻了徽州的土地压力。徽商在外致富以后，反过来又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徽州的各项基础建设中去，他们在家乡修宅第、建祠堂、造园林，从而改变了徽州原先落后的面貌。

       儒家思想启发徽州人通过经商摆脱困境，刺激了徽商萌芽。徽州人经商早在东晋时期就开始经商。徽州多山多水，耕地面积较少，受儒家思想启发，徽人以经商以谋求生计。徽州虽然“人稠缺粮”，但是茶叶、竹木等经济作物却异常丰富。这些特产在国内有着广阔市场。

       徽州人将这些物产输送出去，便可换回徽州人民的粮油盐等生活物资，这就内在刺激着徽商的萌芽。

       利用儒家“仁”的思想，儒商在晚唐五代时期发现商机。晚唐五代时期，北方战乱不断，人口大规模南迁，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方式。徽州地处江南，相隔不远的建业(今南京),是东晋、齐、梁、陈的建都之地, 大批北方来客寄寓建业，使南京变成人口稠密、经济富庶之地。

       使其对徽州特有的木材、茶叶等的需求量极大，利用儒家“仁”的思想，徽州人发现了这次商机，徽商初步形成。

       儒家“以德治商”理念，帮助徽商在南宋时期发展壮大。南宋王朝曾把“杭州作汴州”，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，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。徽州离杭州比较近，且有新安江水路直达。徽州人秉承儒家“以德治商”理念，抓住了这次经济重心南移的机会，利用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的优势，发展商业经济。

       儒家“诚”、“信”思想，使得徽商在明朝中后期走向成熟。明朝中期的成化和弘治年间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，徽商在儒家“诚”“信”教导下，童叟无欺，渐渐崭露头角，形成了徽州人集体从商并致富的现象。尤其是明王朝改革盐产地，推行开中制，变官盐为商营，全国主要产盐区之一的两淮、两浙成为盐业贸易中心，这给擅长经商的徽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，他们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，在商界中占据重要地位。

       徽商在业贾致富以后，利用巨资大力扶持徽州以及其侨居地的儒学事业，以便让更多宗族子弟“就儒业”，登仕籍，光耀门楣。他们不仅不惜重金延揽名师，购买书籍教育其子弟，而且花费大量资金兴办书院、义学等，好为子弟服儒提供便利。

       据不完全统计，明清时期徽州的书院有九十多所。这些书院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耗费大量钱财，没有徽商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其发展状况是难以想象的。

       他们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也促进了徽州文化教育的兴盛。明清两朝“天下书院最盛者，无过东林、江右、关中、徽州”。徽州书院绝大多数是徽商投资兴办。

       徽商不仅热衷于在家乡倡建书院，在侨寓寄籍之地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建书院。乾隆年间，徽商先后捐助了26200两白银给安徽最大的书院“紫明书院”。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了汉口紫阳书院和的杭州崇文书院。此外，徽商还在江浙地区兴建义学。

       他们在异地他乡投资住宅，在当地开店设铺、造亭楼、置典籍、购古玩等，他们广交名流，广结文士。徽商在商业经营中积累的大量资产，很多都投资到了文化教育事业中，为徽州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       在明末清初之际，徽商的资本积累和商业势力的扩张进入了“黄金时期”，许多徽商在享有经济地位的时候，不忘扶持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倾心扶持家乡艺人的艺术活动。寄籍他乡的徽商有着强烈的乡土桑梓意识，促使徽商关注新安文化，大力资助新安画家。

       新安画家特别是新安山水画家每每以黄山、白岳、新安江等家山家水景致为主题的作品，毫无疑问会消解羁旅天涯、魂牵故里的徽商们的思乡之苦。另外，“贾而好儒”也使有财力的徽商热衷于文化事业，乐于投巨资行购藏书画之事。

       徽州人经商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，他们发迹之后仍不忘求个雅名，以文人自居。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，他一生经商，遍游吴楚，醉心珠算，著《算法统宗》等书，流传海外，深受日本人推崇。

       徽商凭着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和官府搭上了关系，甚至以“布衣交天子”，并以此反过来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利润。徽州人认为，读书是为了追求功名，经商是为了赚钱。如果读书得不到功名，就应该经商，赚了钱后，为了后代着想，就应该让他们读书，以商养文，以文传家才是正道。

       实际上，深入分析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心理状态，不难看出徽商的“好儒”背后，是其自尊和自卑交织的矛盾心理。在传统观念中，在我国古代，“士农工商”的等级制度十分明显， “商”是四民之末。他们虽通过经商而成为富有之人，但是，在传统观念里，仍然是“末等公民”。

       因此，他们为了维护自尊，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可以一掷千金，花很多钱捐官、买官。他们与有地位的文人名士交往，又竭力培养子孙走“儒”的道路。这一切似乎让他们赢得了自尊，而其反面，恰恰是他们的自卑心理。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，他们还是无法淡然。

       徽商中很多本身就是理学鸿儒、诗人、画家、金石篆刻家、书法家等，并且往往是官商一体。从穷山恶水走出来的徽商，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、立于不败之地呢？其核心就在于“以德治商，以信接物”的儒商经营理念。徽商在经营中，也把诚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。

       商人的智慧中国的传统商业与儒家思想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       徽商的文化修养使他们比其他商人更具经商的智慧，更善于把握商业机遇。他们凭着自己的文化修养，结交文人士大夫，而后者往往又是朝廷的官僚，于是他们就可以便捷地了解朝廷的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信息，自己的地位也随之抬高。

       儒家义利观对徽商发展的积极作用，提高了徽商的信誉，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，促进了徽商的崛起和发展。许多徽人“好行其义，不持利权，数年，货益起”,“不周利业益振”, “临财廉，取予义”，为时不久便“致数万金”, “诚笃不欺，利反二倍”。

       这类事例比比皆是。虽然徽商并非是“左儒右贾”的，而是既右儒又右贾的，但是徽州的业贾之人为数众多，主要是因为徽州“土少人稠”，从而“以贾代耕”，先满足温饱问题才能有条件去“服儒”。

因此，徽州普遍的现象就是：或则父兄服贾在先，子弟业儒在后；或则兄弟数人，亦儒亦贾，贾者“以给朝夕”，儒者“专事进取”。

       徽商极为重视儒学教育，秉承着“富而教不可缓”的原则，他们多视儒学教育为“亢宗”、“大族”的重要手段和途径。徽商以从贾人数之众、经营行业之多、资本之雄厚、经营能力之强、活动区域之广，在商界称雄数百年。在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时，也为儒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